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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和闽西北客家宗族的通婚网络——以长汀濯田罗坑头村和将乐县和平村为例

2010/9/28 1:59:19  作者:钟晋兰  浏览次数:6579  字体大小:【 】  原创文章投稿

  一、前言

  关于通婚网络,有的学者称之“亲戚网络”、“通婚圈”,或“通婚范围”,不一而同,其意义均是指由于家庭的通婚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网。在这一关系网中,包括了居住在不同村落中的许多不同姓氏。

  闽西和闽西北客家历代生活在层层山峦中,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经济欠发达,且交通十分不便。其社会圈子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民系相比,自然要狭小得多。所谓社会圈子,是指由血缘、姻亲、职业等关系形成的,包括堂亲、姻亲、朋友、同事等的关系。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广大闽西和闽西北农村,以务农为主的村民,传统的关系圈子一般包括“族人与亲戚”,即堂亲与姻亲;朋友只是个别村民有;现代意义上的同事几乎没有。从他们的社会圈子的分布地来看,堂亲、朋友多半局限于本地,姻亲的分布则要广阔得多。因而对这样的宗族而言,由姻亲关系形成的社会圈子要比由血缘形成的要大得多。研究这种因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圈子,即通婚圈或通婚网络就显得尤其重要。

  费孝通用“社会结构”的功能来解释汉人的社会圈子现象,认为圈子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延伸的关系体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以‘已’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面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也愈推愈薄。”⑴日本学者冈田谦早在1937上就曾指出:汉人的通婚圈与祭祀圈存在重叠现象。⑵王铭铭则在《历史、人情与互惠——闽南两村互助与福利的民间模式》一文中,把通婚范围分为核心区、中间区与外围区三圈,“亲戚网络依此类推”。⑶并进一步指出,闽南两村家族史和口头传说的资料显示,“亲戚圈之内核,与地域轮祭圈的范围一致”⑷;两村“通婚的中间和外围区,则与家族外移人口的活动范围相重叠”⑸。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验证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在于分析影响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客家宗族通婚网络的因素。为此,文中首先利用2000年12月在长汀县羊古乡罗坑头村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来阐述一个客家宗族在传统社会中的通婚网络;然后利用2000年10月在将乐县古镛镇和平村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分析一个主要由长汀县的移民组成的杂姓村在现代社会里的通婚圈状况,最后论述影响通婚网络的诸因素。

  二、田野地点简介

  跟许多从事田野研究者一样,笔者曾被罗坑头村与和平村的许多“同”与“不同”所困扰。大致而言,从村民所属的族群来看,两村的村民都是客家人,甚至可说都是“长汀人”,都讲客家话;两村居民多数从事农业,以农业人口为主。

  但两村存在着更多的是不同点,罗坑头村处在长汀这一客家县中,而和平村的居民都是从长汀迁到将乐县的,生活在闽北方言区中。在地理环境上,罗坑头僻处一隅,被包围在层层山峦之中,居民点均分布在峡谷中的小溪两岸,村子四周均是山脉与农田;和平村地处城郊,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上,居民点十分集中,村子周边有许多工厂。在村落的宗族构成上,罗坑头为单姓村,村民全姓吴,已在村中繁衍到26代,有600多年的历史;和平村为多姓杂居村,村中有26姓,但各姓历史均不长,历史最长的繁衍到9代,最短的才2代,在村民的经济方式上,虽然均以农业为主,但仍有所区别,解放前罗坑头曾有不少竹林,有村民从事手工造纸,如今村中竹林已很少,土地几乎全部用于种植满足自己消费的稻谷及蔬菜:和平村村民解放前从事种蔗制糖,解放后主要种稻,改革开放后主要种植供县城居民消费的蔬菜。村中种地的大部份是中老年人,年青人不是进厂当工人就后做小生意。此外,和平村中还有数家煤矿,矿工都是外地民工,村民主要从事管理与销售等工作。和平村的经济显然比罗坑头的多元化。因此在生活水平上,和平村的远远高于罗坑头村,改革开放后的和平村居民绝大多数住在二层以上的钢筋水泥房(俗称“小洋房”)中,而罗坑头村大多是泥墙,有的甚至还住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的祖居中。在村民的习俗上,和平村民受周围人影响,爱喝擂茶,信奉阳公菩萨,定光古佛、牛王菩萨、五俗神等神明;罗坑头的村民不喝擂茶,信奉的伸明很多,主要有三官大帝、三大祖师、紫微大帝、灵显与仁佑菩萨、石仙祖师、天后、五谷神、土地神等。

  1、罗坑头村。

  罗坑头村是长汀县羊古乡所辖的一个行政村。羊古乡位于县城的最南端,距县治所在地70公里,域内层峦叠嶂,山高水险,交通不便,历代府、县志对其记载甚少。它东与长汀宣城乡相接,东南与上杭县官庄乡相临,西部与武平县接壤,北与长汀濯田乡为邻。客家母亲河——汀江自西北向东南从羊古乡蜿蜒流淌,经过羊古在龙角到达上杭境内。从繁闹的都市走进这片静谧的土地,恍如进入世外桃源。

  据乾隆《长汀县志》的记载,清朝时,羊古乡属“宣城里”管辖,包括官畲、羊古卵、拔头、周家地、余家地、罗坑头等6个村。⑹现有的羊古乡则有十个行政村,包括对畔、白头(即拔头)、罗坑头、吉坑、百坪、百丈、余家地、周家地、官坑(即官畲)、羊牯村。乡中主要生活着曹、蓝、吴、刘、周、余、陈、李、邱、廖、曾、赖、邹等10多姓。人口最多的是曹姓,约有2200多人;其次是蓝姓,约1800人。这两姓分布的地域也比较广。其它吴姓约1500人。刘姓约1000人,钟姓约900人,周姓约700人,余姓封500人,陈姓约300人,廖姓约200人,李姓约100多人。邱姓100多人,全乡共有2000多户,10400人。

  解放前羊古已设有墟,墟期为农历逢三、八。墟场设在今乡政府所在地。由于羊古乡的地域不广,人口不多,境内多山。除武平小澜、桃地的外乡民众会到此地赴墟外,涂坊、宣成等地的货物多半挑到上杭县回龙滩旁的白石角墟上集散,村民主要靠种田、砍木头、撑船、造纸等为生。

  由于羊古地处长汀县南端,与武平、上杭相邻,因而村民的语言与武平、上杭相近,而与长汀县城以北的相去较远。在风俗上也是如此。或许,正因为这一南北差距,使得北部长汀人喜用一种戏谑性的语言形容羊古乡民所处的环境与生活,曰:“宣成羊古有五宝,街头看得街尾到,芦头割得耳朵到,膝盖碰得下额到,地瓜吃到wo(即哭),厕所像雕堡。”又有人曰:“宣成羊古有三宝,丑妻瘦田烂棉袄”。这两句点不但十分形象地描绘出宣成羊古的地理环境:山高、田瘦、路窄、墟小,而且生动地刻画出解放前此地人民凄苦的生活状况。

  罗坑头村座落在羊古乡的东北部,距羊古乡政府约15里。其东面至石子岩头与宣成乡畲心村毗邻,至马蜂与寨背交界,南接吉坑村,西临白头村,北与濯田乡蓝屋地接壤。全村面积2万2千多亩,其中耕地面积为700多亩,其余都是山地,村中有一条无名小溪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汀江,村中1100多人均为吴姓,从罗坑头开基祖算起已至26代,以一代25年算,有600多年的历史。村民居住在沿小溪分布的各个小村落中,其地名分则是高屋、上湖、伯公、宫坝下、圆坑下、塅上、岗下、岗上、鱼子湖。

  罗炕头村的村落多公布在小溪两岸,村落的边缘都是高山,从羊古到罗坑头的路,在白头村开始一直是沿着峡谷中的小溪弯弯曲曲地延伸到村中,由于雨水冲涮、没人修补的缘故,这条黄上飞扬的山路千沟万壑,当拖拉机从上面驶过时,颠得人五脏六腑全都搅在一块似的,非常难受,交通条件相当差。但村中小路有好几条:一条经鱼子湖向东北通往濯田蓝屋地;一条经上湖向东南通往宣成多可到上杭,也可达吉坑村;一条经大坑通往濯田乡;另有一条从高屋经涂坑背的小路也可到达濯田乡。尽管村中阡陌纵横,但或许因羊古乡的相对偏僻,村内相当闭塞,观念十分古朴。

  相传,罗坑头开基祖福珂公初到村中时,住在茅棚中,生活十分勤俭,在村子里见缝插针般四处开垦荒地,生活才逐渐好转。随着人丁的增加,吴氏拓荒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耕种原来的土地外,还到村外的石子岩、山枣树坑、上湖寨、馒头坑等地开垦了大量荒地,至今遗迹尚存⑺。另外,吴氏还在沿溪的山上载种竹木,并在溪边挖湖塘造纸,发展纸业。据言,最多时有纸槽60所,每五天可生产土纸300余片,挑到纸行加工后,运销东南亚。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手工造纸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绝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主要种植水稻、蕃薯、花生、蔬菜等,并在家中饲养猪、鸡、鸭、兔等家禽家畜。这些产品主要用于自己家庭消费,拿到币场上作为商品出售的极少。若有机会,农闲时农民们也会去做做短工,以贴补家用。村民到城市去做工的很少;只有个别年轻人而已。由于远离城市,交通条件很差,出门从商的村民极少,个别人会在农闲时做些小生意。

  村中有两座寺庙:宫子与五乡庵(又名禅林庵)。宫子里面供着灵显、仁佑两个公王,据说是结义兄弟。五乡庵内供着三宝、三太祖师、石仙祖师、神农大帝、五谷神等神明。村中有上十座神坛,分别供着社公、社婆、牛伯公、开山土地、摆凹大王、紫微大帝、黑狗公王。另外位于羊古墟上的天后宫是包括罗坑头村在内的13乡共有的寺庙。围绕着这些神明,村民每年要举行6场醮会或庙会,其中正月十五日的“新年醮”、四月的“保苗醮”、八月十九日的“朝山醮”及十月十五日的“三官大帝醮”是本村人组织的醮会;而十月十九日由5乡人共同组织的禅林庵保安醮和三月二十三日由13乡人组织的天后庙会吴氏也要参与或组织。

  2、和平村。

  和平村是将乐县古镛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县城东郊5里。和平村所在地宋朝时属龙池团,明朝属龙池都,县志曰:“龙池在县东龙池都,唐大暦中真人廖藏祖廖太岁尝二水交流渊深莫测,指为龙居其中,名之曰‘龙池’”;⑻清乾隆年间属“城东北隅遵化坊”,民国时的建制分别为“第一区域厢保蔗厂保”、“第一区古镛镇龙池保”。1950年改名为和平村,并沿用至今。

  据县志载,和平村所在的地域唐朝时就得到了开发。唐朝时,和平村所在地虽然土地平坦开阔,但林木繁盛,日影少临,常有老虎、豹子、毒蛇等凶猛动物出没。后来,廖前在此设龙池团,盖了三所大粮仓,蓄了不少粮食,使人民安然度过了仪凤三年(678)的旱灾。⑼百姓为了纪念廖前的功德,在粮仓的基础上,建了大施禅寺。这大施禅寺,正处在和平村南边的田地中,老人们依稀记得。

  唐以来,这里生息的是将乐人。由于和平村的地势低洼,而龙池溪与金溪在村子南边交汇,因此经常受水患所害。这种历史上的频繁水灾,使原来居住在这的将乐人在屡遭打击之后彻底对这块土地丧失了信心,纷纷迁到外村。于是原的房舍逐渐颓废了,农田逐渐荒芜了,曾有过的农事繁忙渐趋沉寂,终成一片无人敢住的荒滩。

  今天的和平村被称为“客家村”,因为村子里居住的几乎都是客家人,这些客家人,大都是清中期以后才到此地的。据报告人说,因为明末清初的几场大水,把这块土地全淹了,原住这儿的将乐人不敢再居住下去,迁到了别外。其祖先从汀州初到将乐时,无处可住,就在这块被将乐人遗弃的十地上搭茅棚安居下来。最初只有一两户,以后到将乐谋生的客家人听说和平村所在地有客家人居住,就相随相跟到此作件,逐渐把这块土地开发成了一个有相当浓厚客家味的村落。

  和平村的东面是扫把形山,金溪从扫把形山与和平村之间自南向北流淌而去。东南方临水南的石灰石厂,南边是由洼地开垦而成的大片农田,龙池溪从农田中穿过,自西北向东南汇入金溪。西南方接将乐县城。村子的西面是新华街,沿街建有电子厂、木材制品厂、纤维板厂、胶合板厂、绒毛浆厂。西北、正北边分别为石门岭、虎头岩、尼姑子岽、仙人岭。山下有一条从石门岭流下来的小溪汇入金溪。

  解放前,和平村的交通就比较方便。因地处金溪边上,村民经常坐船沿金溪上下,如今村子东边仍旧习看到一个旧码头,码头上还有几艘废弃的破船。以前村民运载农用品、日常用品,主要就是靠船运输,少量的才用肩挑。和平村沿金溪边的鹅卵石道是将乐通往顺昌的驿道,因而和平村民步行到将乐县城,或到顺昌县均很便利。

  和平村的房屋分布十分集中,在1994年以前,村民几乎都住在今村委所在地。1994年因一场大水把靠近金溪边的房屋全冲垮了,部份村民在原居住地的西北,靠近石门岭的地方建新房,形成和平新村。村民最初的居住地各姓分开,因而有曹屋、谢屋、袁屋、上李屋、下李屋等的地名。以后各姓的房屋交错建在一起。如今茶头下、大坪里、大路上、樟树下、茉莉小区、和平新村、圳头上等处的居住区均是各姓杂居。

  村民的祖先初到和平村时,大多是到将乐从事造纸、砍木、放排及打短工等,后来逐渐把村四周的荒地开垦成了农田,早期因缺乏系统的水利设施,绝大部是旱地,不能种水稻,村民以种土蔗为主,兼种一些芝麻、豆子、花生、地瓜等旱地作物。所种的甘蔗就地制成糖,运往本县城乡及泰宁、明溪等邻县销售。⑽村民吃、穿、用的东西均要依靠卖糖的钱购买。据说清末民国初,和平村有6个作坊式的土蔗加工厂,鼎盛时年产红糖6000多斤,因此,和平村原来的地名称为“榨厂下”。1958年以后,和平村开始兴修水利,旱地大部价成了水田,村民以种水稻为主。改革开放后,村民以种蔬菜及其它经济作物为主,农产品大多挑到县城销售。同时村中还办起企业,开了数家煤矿厂,使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周围工厂的增加,年青人逐渐脱离了农业,或进厂当工人,或到城中做生意。因此,村民的生活水平比其它村落高。

  和平村中有三座寺庙:古佛堂、阳公庙、牛王菩萨庙。古佛堂中供着定光古佛、五谷真仙、五爷老佛、地藏王、观音菩萨、三宝等。据说该庙的定光古佛是将乐县唯一的一尊,而在和平村的迁出地——长汀,简直是无村不奉的神明。因而定光佛大概是其上祖从老家分香到将乐的神明。据说阳公庙中供的两个阳公是文武两状元。而牛王菩萨庙中只供着牛王。围绕着上述神明,和平村中每年有五次比较大型的庙会或醮会。包括两次庙会与三次醮会。两次庙会为正月初六日的古佛生日与二月十九日的观音生日;三次醮会为正月十五日的公王醮、五月二上五日的五谷真仙醮与九月初六至初八日的古佛醮。

  三、罗坑头村的吴姓宗族及通婚网络

  罗坑头村吴姓尊一郎公为一世祖。据载,吴氏上祖在般到罗坑头之前在南京、长汀濯田、宣成畲心等地居住过。一郎公及其妻子住在宣成乡畲心村石子岭脚下,生有二子:长福珂(一写福科)公,次祖养公。在畲心住了几十年,后来,因住屋旁边的穴地被张姓占去,家人认为破了风水,不能再住。于是福珂公迁到了罗坑头村开基;祖养公则到宣成寨背村开基。

  谱载:始祖福珂公生于宋朝后期,明朝初期到罗坑头开基。如今,吴氏在罗坑头已繁衍到26代,从罗坑头迁到外地的福珂公裔孙繁衍得较快的则已到30代。福珂公初到罗坑头时,村中有不少姓氏,如上村林屋因有林姓居住、方屋有方姓居住、龚屋有龚姓居住、下村黄屋有黄姓居住,此外还有蓝、王、钟姓等,共有十多个姓氏。据说由于福珂公建的茅棚所在地是饮虎守肉型,他一住下,其它的杂姓人丁就逐渐少了,于是相继从罗坑头迁出,使罗坑头成为单姓村落。

  据报告人说,吴氏在清朝的人口大约为1000多,发展到现在,已到26代,村中的人口仍为1100多,与清朝时相去不远。吴氏宗族虽然人口不多,却有一个较广阔的通婚图,几乎遍及整个羊古乡,并且涉及相临的宣成乡、上杭县官庄乡、武平县桃溪乡、濯田乡。为对吴氏宗族的通婚网络有清楚的了解,现对吴氏1至20代娶入女子的姓氏依次进行统计,列成表1:

  从表1中可看出,与吴氏通婚最频繁的姓氏是蓝姓,共有83例;刘姓居次,达75例;谢姓第3,达50例;曹姓第四,为30例;林、陈、张、赖皆为20多例;钟、曾、李、廖、王、丘、黄7姓均为10-20例之间;另外,还有一些少于10例的姓氏未列入表中,其中涂、戴、池、傅、邓、周、严、朱、范、罗、余、杨、梁、郭、叶、黎16姓与吴氏通婚的例次为2-9例;而石、彭、郑、许、辛、段、邹、修、俞10姓均为1例。吴氏的通婚例次共有499例,总例次很少,但与吴氏通婚的姓氏共达41姓,这样的通婚网络应该不算很小。

  从吴氏与之通婚比较频繁的十五姓的分布地看,蓝姓主要分布在濯田乡长蓝村、武平县桃溪乡小澜村以及本乡的白头、梧坊、羊古村。其中长蓝村为罗坑头临村,只有5里路的距离,其余几个村距离罗坑头15-20里,刘姓主要居住在本乡的吉坑村,与罗坑头村相临,相距7里;谢姓主要尽居住在上塘与濯田乡美溪村羊角溪,距罗坑头约10-12里。而曹姓则广泛分布在羊古乡的官斜、大坑头、羊古、龙山下、曹屋、对畔等处,与罗坑头的距离均在10-25里之间。张姓居住在濯田乡长蓝村长岗下、宣成乡畲心村以及本乡的官斜村,前二者距离罗坑头10里,后者约15里。赖姓居住在本乡白头村溪背与塘坑,前者距罗坑头5里,后者距15里。陈姓居住在距罗坑头15里的对畔村陈屋背。林姓的分布地则在距罗坑头25里的上杭县官庄乡的回龙、红石两村。从上述姓氏的分布地可看出,与吴氏通婚例数较多的姓氏几乎都分布在羊古乡的众村落以及与罗坑头相邻的濯田乡蓝屋地与美溪村、宣成乡畲心村,还有与罗坑头相距不远的武平县桃溪乡小澜村、上杭县官庄乡回龙、红石村,这些村落几乎都分布在距罗坑头不到25里的范围内。(参见表2)

  由此可看出,影响罗坑头吴氏通婚的主要因素是距离。结合上文可知,与吴氏通婚最频繁的蓝、刘两姓均是羊古的大姓,而居第三的谢姓和第四的林姓虽居外乡,但与罗坑头相距均不超过25里,其余锺、陈、廖等也是羊古人口较多的姓氏,与罗坑头的距离均不超过40里,可以在一天内靠步行轻松往返。影响吴氏通婚频繁与否的第二个因素是交通条件。从罗坑头村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外村相通的道路状况可知,村中东北向的小路可通向濯田乡蓝屋地;从村中经大坑屋的小路以及从高屋经涂坑背的小路均可通达濯田乡美溪村;而从上湖始向东南延伸的小路则可通向宣成乡与上杭县回龙、红石等地,所以,在外乡的众多村落中,罗坑头吴氏与上述几村的宗族通婚较频繁。另外,从上湖开始向南延伸的小路可通吉坑村,西南方的小路则可通白头村。这两村均与罗坑头相邻,因而,吴氏与吉坑村刘氏的通婚例次高居第二,与白头村的蓝、赖、廖等姓亦频频联姻。

  吴氏的通婚网络与其经济圈大体一致。村民经常赶的墟市也是与之有婚姻关系的濯田墟、宣成张屋铺墟、上杭县官庄乡白石角墟、武平县桃溪墟以及羊古墟。

  四、和平村众姓的通婚网络

  和平村是个主要由长汀客家人组成的村落,共有26姓,193户,1048人。人口最多的是李姓,有77户,401人;其次是曹姓,有17户,94人;第三为蓝姓,有16户,87人。其余有王姓8户,39人;钟姓8户,51人;赖姓10户,46人;谢姓11户,58人;袁姓9户,38人;陈姓10户,61人;林姓2户,11人;黄姓3户,15人;戴姓3户,15人;张姓2户,14人;丘姓2户,13人;吴姓2户,13人;曾姓5户,16人;徐姓3户,17人;聂、罗、蔡、余、廖、涂、梁、胡、叶等姓均不超过10人。

  村中大部分姓氏的上祖是从长汀迁来的。其中李姓来自长汀县涂坊乡扬坑,尊玉坊公为一世祖;最历史最长的宗族,已在和平村繁衍到九代。袁姓来自长汀南坑,尊福寿公为一世祖,已在和平村繁衍到八代。赖姓是因入赘林家而到和平村的,林姓来自长汀濯田,开基祖名字不详,今已繁衍到七代,第四代未生儿子而招赖姓到家。曹姓有两支,一支在和平村繁衍到七代,来自长汀何地不详,一世祖名字亦不详;另一支来自长汀涂坊乡元坑村,尊二十郎公为一世祖,在和平村繁衍到第五代蓝、谢、陈三姓在和平村均繁衍到五代。蓝姓上祖曾先后在长汀、上杭等地居住过,后来迁到将乐县安仁乡,到松生公时迁到和平村;谢姓来自长汀县上地坪仓楼下,开基祖为庆楚、庆荣、庆森、庆良、庆林五兄弟。陈姓来自长汀濯田,一世祖名字不详。

  和平村的客家姓氏多数来自长汀,除上述的7姓外,丘姓来自长汀县三洲乡丘坊村;钟姓来自长汀濯田乡钟屋;戴姓来自长汀三洲对坊村;王姓来自长汀濯田禾山村,黄姓来自广东朝阳。张、蔡、胡、吴、曾、梁等姓则是因入赘到和平村,生的儿子部分从母姓,另一部份从父姓而出现的。

  和平村中还存在少数非客家人,解放后因工作或在城中打工而居住在和平村。这些非客家人包括聂、余、廖、涂、徐姓,被称为“寄户”。此外,村中学有一些特殊的住户,他们是和平村客家人在祖籍地的亲戚或朋友。在村民返回长汀老家介绍了在将乐生活的状况后,被吸引到和平村来生活的,以当屠户、贩卖蔬菜、做豆腐等为生。

  由于和平村各姓历史都不长,人口不多,即使个别姓氏有简单的族谱也很难反映出通婚的状况。况且有的族谱对通婚的记载本就残缺不全,因而笔者从和平村的户籍本中统计村民的通婚状况。

  根据和平村的户籍本,把和平村娶入女子的姓氏与例次按70岁以上(1928年以前出生)、55-70岁(1943-1928年出生)、40-55岁(1958-1943年出生)、25-40岁(1973-1958年出生)4个年龄分段列成表3。假设男子结婚的年龄为22岁,那么,70岁以上者的结婚时间为1950年以前,大致为解放前;40-70岁者的结婚时间为1950-1980,大致为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25-40岁者结婚时间为1980年以后,为改革开放期间。

  从表3可看出,70岁以上者的通婚例次是39例,涉及17个姓氏;55-70岁者通婚的例次为52例,包括25个姓氏;40-55岁者通婚的例次为68例,所涉姓氏有35姓;25-40岁者的通婚例次有88例,包括34姓。4个年龄档次的联姻姓氏分别为17、25、35、34个。可以看出两个增幅:一个是55-70岁者比70岁以上者的通婚姓氏有明显增加,从17个增加到25个,反映出解放后和平村人的联姻姓氏增多,范围变广;第二个增幅是40-55岁者比55-70岁者的通婚也是明显增加,从25个增加到35个。

  从表中还可知道,和平村人的联姻姓氏共有55个。与之通婚例次最多的是李氏,达29例;陈氏居第二,有26例;黄氏居第三,有17例;杨姓居第四,为12例;萧姓居第五,为11例;丘姓居第六,为10例。其余王、潘、罗、袁、汤、廖、蓝、张、吴、谢10姓的通婚例将均在10以下,5例以上;周、吕、熊、伍、邓、赖、余、钟、施、林、梁、聂、徐、祝、赵、倪、阙、冯、曾等19姓与和平村人的通婚例数均在5例以下,2例以上;胡、卡、杜、鲁、高、古、龚、沈、翁、沙、游、郭、曹、范、叶、柳、郑、许、夏、刘等20姓的通婚例数只有1例。

  通过对和平村通婚状况的统计,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和平村人的许多通婚对象是客家人,而且多数来自祖籍地——长汀。表3中只列出了四个档次中娶入客家人在该档次中所占通婚例数的比例,其它情况并没有得到反映。根据和平村户籍本上对众姓的记载:70岁以上者娶入的客家女子数为11个,其中6个女子的出生地是长汀,5个的出生地为本村,所娶长汀籍客家女子的比例为6/39,即15.4%;55-70岁者娶入的客家女子数为14例,其中来自长汀的有6个,本村的7个,另1个来自高唐乡(原籍亦为长汀),从长汀娶入的女子数上该年龄段娶入女子例数的比例为6/52,即11.5%;40-55岁者娶入的24个客家女子中,6个来自长汀,18个来自本村,长相女子所占的比例为6/68,即8.8%;25-40岁者取入的客家女子有20例,其中2个来自长汀濯田,1个来自上杭南阳,1个来自广东兴宁,1个来自广东大埔,另外15个为本村女子,长汀女子占的比例为2/88,即2.3%。四个年龄段中,娶入长汀女子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4%、11.5%、8.8%、2.3%,各分段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四年年龄分段所娶入的客家女子占该年龄段娶入女子的比例分别为28.2%、25%、35.3%、22.7%,客家女子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和平村各个年龄分段娶入的女子中,客家人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并且每个年龄档都有一定数量的长汀人。从户籍本的记载可知,这些长汀女子都是从和平村人的祖籍地中娶入的。反映了和平村的各个客家宗族,尽管已从长汀迁出,有的长达300年,有的仅数十年,但不论其历史长短,从开基后到现在,始终与祖籍地保持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从长汀娶入女子所占的比例为15.4%、11.5%、8.8%、2.3%,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可看出,尽管和平村人至今还念念不忘“老家人”,但对老家的牵恋,与老家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一天天下降,故乡之情与上代相比淡薄了许多。

  和平村的通婚范围在逐渐扩大,在这个扩大过程中可反映出一些社会现象。表3中的倒数第二栏列出了各个档次娶入的外省女子占该年龄段娶入女子数的比例:70岁以上者占的比例为0;55-70岁者占的比例为3.8%,40-55岁者占的比例为10.2%;25-40岁者占的比例为17%;呈逐个上升的趋势。具体分析可知,70岁以上者,即解放前结婚的通婚姓氏最少,通婚圈最窄,且没有从外省娶入女子的。55-70岁者通婚姓氏增加了,且开始有了与外省姓氏联姻的现象,这个年龄档中有2个人从外省娶入女子,1个娶自湖北,另一个娶自江西。反映出解放前地域之间联系较少,农民大多被禁固于自己的土地上。解放后,结束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安全得到保障,农村的地域封闭性被打破,地域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40-55岁者娶入外省女子比例为10%,娶入7个外省女子,1个来自浙江,6个来自四川。25-40岁者娶入外省女子所占的比例为17%,娶入的15个外省女子中,1个来自浙江,2个来自广东,12个来自四川。在这两个年龄段所娶的外省女子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娶入的外省女子主要来自四川,前者占该年龄段娶入的外省女子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娶入的外省女子主要来自四川,前者占该年龄段娶入女子数的8.8%,后者占13.6%;前者占该年龄段娶入外省女子的数的85.7%,后者占80%。究其原因,主要是四川人口过度密集,很多到外省打工者。将乐县城至和平村办的煤矿中都有许多是四川人。这些四川人看到在这里谋生较容易,就把在老家的亲朋中的年轻女子介绍到这落户。据报告人说,另外一种与四川女联姻的方式是通过专门的介绍人,只要支付一定数额的介绍费即可。由于四川的农村比较落后,那里的女子都愿意嫁到沿海。按照当地的风俗,女方嫁女时必须支付相当数量的嫁妆,所以当外地人到四川娶妻时,只要声明不要嫁妆,即使不给聘金也能娶回四川女子。初嫁到和平村的四川女见这里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四川老家高,且多几个同乡可解思乡之苦,就把自己的亲朋或乡人介绍来。所以,和平村娶入的外省女子多数是四川的。

  所统计的和平村人娶入女子的例数为247例,通婚姓氏高达55个,这样的通婚圈是比较广泛的。按照户籍本上所写,这些女子的籍贯不一,外省的来自四川、浙江、广东、湖北、江西;本省外县的来自长汀、顺昌、建宁、沙县、南平、福州、上杭;本县的则来自“解放村、玉华村、光明村、南口村;南口乡、水南乡、余坊、胜利村、万安村、桃村、永平村、山门村、梅花村、张公张、积善村、高滩村、高唐乡、黄潭镇、城关、将乐以及本村。”这些地名是相当混乱的。如籍贯为本县的,有的记载到村,有的则记载到乡(镇),有的地名只写了“将乐”。按照户籍村上对籍贯的记载,把和平村从中娶入较多女子的籍贯、所属乡镇、与和平村距离、以及娶入女子的姓氏、例数等列成表4:

  从表4可知,和平村娶入女子数最多的地方是本村,共有67例;其次为包含解放村、胜利村、玉华村、城关等地在内的城关区,四栏合计高达39例,这些地方均与和平村相临。户籍村中所载籍贯为将乐的达29例,但这“将乐”所指非常笼统,包括了整个将乐县,究竟是单指县城还是其它乡镇无法断定。与和平村相临的水南以前是一个农场,如今改为镇,和平村从中娶入的女子达17例。另外,和平村人从其祖籍地长汀娶入的女子数高达20例;从四川娶入的女子数则为12例。总之,表4可以说明影响和平村人联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是距离因素,娶入女子数较多的是本村,所在的城关区以及相临的水南镇等地;其次是对祖籍地的牵恋;第三个因素是东西部的差异。

  五、影响客家宗族通婚网络的因素

  经过以上的分析,已大体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处于偏僻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客家宗族与处在城市边缘的现代客家人的通婚网络有何变化,以及影响通婚圈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了。大体而言,影响通婚圈的因素主要是有;

  1、距离因素

  距离是影响宗族通婚频繁与否的最主要因素。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若非两个近距离的宗族历史上曾有过大的纠纷或械斗导致两族发誓世代不相往来,否则距离越近,人口越多的宗族,联姻的例数越多。

  从罗坑头吴姓宗族的通婚网络来看,通婚例数最多的蓝姓。该姓是羊古乡人口居第二的宗族,有1800人,其最近的居住地是长蓝村蓝屋地,距罗坑头村才5里。通婚例数居第二的刘姓是除吴姓外人口数居第三的姓氏,约1000人,均居住在本乡吉坑村,距罗坑头村只有7里。而乡里人口居第一位的曹姓,与吴姓通婚的例数却只占第5位,为何人口最多的宗族,与吴姓的通婚例数反而比其它人口少的姓氏小?原因之一是曹姓的居住地距罗坑头村要比刘、蓝等姓远,距离最近的也有10里路,最远的有25里。从前文可知,与吴姓通婚例数较高的宗族均是分布在罗坑头村周围,与罗坑头村的距离不超过25里的姓氏。在这距离内村民可以在一天内轻松往返。

  和平村的通婚网络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从表3可知,和平村村民娶入女子数最多的是李姓,而李姓是本村中的第一大姓,另外附近的城关及玉华乡也有分布。通婚例数大于10例以上的陈、黄、杨、萧、丘等姓的居住的几乎都在本村或临村。如果从表4看就更清楚了,在户籍村中有娶入女子的嫁出地的193例中,本村的有67例,临村的有42例,本村与临村共109例,约占57%。若从县别来看,本县的有161例,约占83%,本省外县或外省的共32例,只占16%。明显表现出距离愈近,通婚愈频繁这一特点。

  2、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亦是影响宗族通婚的主要因素。前文曾述,羊古乡曹姓的人口比蓝、刘姓多,但与吴姓的通婚例数却比蓝刘两姓小得多,只因为曹姓的居住地与罗坑头村的距离要比蓝刘两姓远。此外,其交通条件也比这两姓差。曹姓的居住地均分布在位于羊古西南方的八乡范围内,蓝、刘两姓的居住地则多分布在位于东北方的五乡范围内。汀江从五乡与八乡之间穿过,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两岸人民的交往。因为在这一河段石头、险滩很多,过渡极不方便,影响了曹姓与吴姓之间的来往,使通婚例数反而比人口少的宗族小。同样的原因,濯田乡境内的谢姓,虽在外乡,与罗坑头村的距离与曹姓不相上下,但与吴姓的通婚例次却达50,远远高于曹姓。吴姓与张、陈、赖三姓的通婚也是这样,三姓与罗坑头村的距离与曹姓比大致相当,但人口远比曹姓少,而通婚例数与曹姓相差很小,因为这三姓的居住地与罗坑头村之间均有山路相通,不受江河的阻隔。

  3、经济方式。

  在对两村的通婚网络进行统计时,和平村的分成4个年龄段,时间最长不超过100年。而罗坑头村统计的是吴氏1-20世,绵延600多年的通婚姓氏。前者的通婚姓氏达55个,共247例;而后者才41个姓,共499例婚姻。和平村统计的时间不到罗坑头村的1/5,通婚例次约为罗坑头的1/2,但通婚姓氏却比后者多14个,通婚网络显然比后者大得多。是什么造成两者之间的差距呢?显然受两者的经济方式不同所影响。罗坑吴氏处在传统社会中,以传统农业为主,极少商品交换,村民的社会圈子以堂亲与姻亲为主。而处在当代社会中的和平村村民地处城郊,商品意识浓厚,出产的产品多作为商品运到城中出售;村办的企业中雇佣了不少外省民工;年青的村民多在工厂做工或在外做生意,村民的社会圈子除了受地缘与血缘影响外,还深受业缘的影响。其社会交往除堂亲与姻亲外,朋友与同事、同行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其婚恋对象的选择范围要比罗坑头村大得多,婚姻网络的范围不仅囊括本县的许多乡镇,还延伸到了外县、外省。

  4、宗族的迁移历史

  宗族的通婚网络受宗族迁移历史的影响可从和平村的通婚网络中得到印证。和平村是个由长汀移民组成的村落,村民与上祖的迁出地——长汀的通婚极为普遍,每个年龄段的村民都会从长汀娶媳妇。70岁以上者与55-70岁、40-55岁三个年龄分段娶入的长汀女子数均为6例,而25-40岁者娶入2例,共20例,可见和平村与祖籍地的联系从未间断过。各年龄段娶入长汀女子数占该年龄段例次的百分比依次为15.4%、11.5%、8.8%、2.3%,长汀距离将乐远至数百里,这种比例应该不算低。前几年,和平村民为方便在将乐与长汀之间,买了辆巴士从事客运,往返于将乐与长汀之间,反映出村民慎终追远的宗亲观念。

  宗族迁居历史对其通婚的影响绝不是仅仅在和平村才出现,笔者在闽西做田野调查时不时获得这方面的资料。以长汀县河田镇的上官氏为例,上官是明初到河田开基时,开基祖为上官宗显与上官宗佑,今已至24代。在第11代时,上官氏分成了五大房,其中,三房的后裔迁到了长汀城中,汀城距河田44里;四房的后裔迁到了本县策武乡,距河田30里;第一、二、五房留在河田。根据对上官氏婚出地的统计,在其通婚网络的中围区中,汀城与策武的例数相对较高。另外,族谱中还常看到上官氏的婚入对象为“策武某某公之女”、“汀郡某某公之女”的记载,显然与策武和汀城上官氏的迁入地,宗亲之间相互往来有关。河田上官氏与迁入地的通婚,和平村与上祖迁出地长汀的通婚均反映出宗族迁移历史对通婚的影响。

  5、地理环境

  一般来说,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的地方,其通婚网络往往受限制,相对较小。而地势平坦开阔之地环境比较开放,对外交往比较频繁,通婚网络就相对较大。罗坑头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环境封闭,村民观念相对保守,对外交流较少,与地势平坦,处于将乐城郊,商品交换频繁的和平村相比,通婚网络要小得多。

  另外,根据笔者同年在将乐县桃村(现已分成山门、洋汾、桃村三个行政村)的调查,桃村距离城关20里,周围全是高山与大河,居民区分布在一个个山谷中。座座山脉与河流成为阻碍村民对外交流的一道道天然屏障,导致村中含29个姓氏的村民的婚姻大事均在本村解决。当外乡人谈到桃村时,常说桃村的村民家与家之间无不是亲戚。就是因其地理环境封闭,与外界联系不便,村内不同姓氏频繁通婚的结果。

  6、国家政策因素

  从和平村村民的通婚还可看出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国家政策对沿海的倾斜,导致沿海省份的农村比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快,于是大量四川的民工涌入沿海打工。和平村娶入的四川女中,一部分是当初在此地的打工妹;一部分是靠媒人介绍;另一部份是同乡的引介,不论是何种途径显然都是国家政策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内地人向往沿海,向往富裕,渴望脱离贫穷,因而不远千里嫁到和平村落户。

  除上述因素外,战争也对宗族的通婚有一定影响。我们在闽西客家地区做调查时,常遇到来自广东的老太太。据她们的报告,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汕头、广州等地,当地的居民纷纷往山区逃难,与家人走散或走不动时,年纪小的给人当童养媳,已近婚龄的则就地嫁人十分的普遍。

本文来源:  闽西和闽西北客家宗族的通婚网络——以长汀县罗坑头村和将乐县和平村为例

文章关键字: 闽西客家 闽西北客家 宗族通婚网络 濯田罗坑头村 将乐县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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