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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九死一生,血染湘江(图)

2016-11-21 16:50:31  作者:解放日报  浏览次数:564  字体大小:【 】  原创文章投稿

灌阳新圩的烈士纪念碑。

灌阳新圩的烈士纪念碑。

酒海井里埋着多少忠魂。雷册渊吴越摄

酒海井里埋着多少忠魂。雷册渊吴越摄

开国上将杨成武,1929年参加革命,图为红军长征时的杨成武。

开国上将杨成武,1929年参加革命,图为红军长征时的杨成武。

  如果说长征是飞扬在中华大地上的红飘带,那么湘江战役便是这缕红飘带上的一个沉重的结。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接连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30万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挺过了这场生死存亡之战后,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种得以保留延续,“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宣告破产,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历史先声开始奏响。

  ☆ 历史篇

  《杨成武回忆录》——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不下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五团阵地施加压力。

  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严重,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战士的不勇敢,有的小山头是我们的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落到敌人手里的。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

  伤亡在增多,一个个的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五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

  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四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

  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觉山。我们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情况:

  红星纵队(即我中央纵队),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

  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卫党中央,谁都没有怨言和胆怯。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从公路上压过来的猛烈攻势。一营在公路左边,二营在公路右边,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

  我本来在路右边指挥,但见一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这样我就从公路右侧横越公路,不料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这时,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我,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

  这时,敌人离我很近,一窝蜂似的向我拥来。他们疯狂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

  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

  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拼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拢。

  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

  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

  看着战友们为了抢救我,连续流血牺牲,心里非常难过,我一边挥着手,叫黄霖同志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爬。

  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

  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溅起一团尘埃。

  但他毫不犹豫,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向外拖着。当他把我拖出公路时,他已两眼血红。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萧锋日记——

  1934年12月4日晴

  晨,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拼死防守。林政委亲自带领全团指战员向老萧家、彭家山高地一带的敌人发起反击,打垮敌人一个师,俘敌三百多人,并将防守阵地向前推进了八里。

  午,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的几个师,忽然从我团左右翼迂回包围过来,全团陷于重围。团首长决定:任务已完成,收拢部队向西突围。

  我们向各连下了命令,齐向吴奇伟纵队冲杀过去。刺刀对刺刀,白刃格斗两个多小时,杀死敌人数百名,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

  我们转行不到半里,不少敌人又从几面围上来了,两个敌人一起向我刺来,被我来个防左刺,“杀”!一个家伙随声倒地;我又一个防右刺,“杀”!另一个家伙也上了西天。林政委高呼,同志们,跟我冲啊!我们跟着林政委向西杀去。没走多远,敌人又围了上来。我同三营九连胡崔华同志一起,看到敌人就杀,遇到白匪就刺,刺刀弯了,又拣起二连谢连长的遗枪,继续冲杀。四个白匪向我围来,我前后两下,刺死两个,剩下两个,急忙逃窜,我追上去用枪托打倒一个,另一个企图反扑,我躲在一棵树后,敌扑了个空,我乘机从敌后背捅一刀。正在激战中,忽听林政委高喊,同志们,枪声就是命令,冲出去,向师部靠拢。大家也高喊:为革命,杀呀!吓得敌人晕头转向,急忙躲闪。有个瘦猴样的敌人向我扑来,他一枪刺在一棵小树上,我立即跳到另一棵树背后,一个突刺,“杀”!送他见了阎王。

  我部在小松树林内与敌穿插冲杀,刺死刺伤敌几百人,自己伤亡也很大。我们边战边往西冲,又走出数里地。这时,西山下敌人似潮水般地涌上来。我大声高呼:为了革命,杀呀!我们同敌展开了拼死搏斗。我又接连刺倒几个敌人,也差点被敌人刺上。直到午后二时,在红二团援助下,才摆脱了敌人十几道重围,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疾奔十余里,甩开了敌人。

  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央直属纵队的安危,到了北山红二团阵地上,听到师聂鹤庭参谋长讲,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和中直纵队已安全渡湘江,中央机关和一军团大部都转移到青山嘴以西山沟。这时,我们才松了口气。

  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萧元礼、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还活着。他们也抱头痛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不过,总算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 现实篇

  当我们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心里有些疑惑。

  “90后”的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阻击战场上的战士们为什么还要死死坚守?前方就是湘江,渡江意味着安全,负责后卫的部队明知生死难为什么还要折返?昔日的亲密战友相继在身边倒下,年纪跟我们一般大,甚至比我们还小的“娃娃兵们”,难道他们不会害怕、没有想过退缩?

  一路上,我们问采访对象,也问我们自己,究竟是为什么?

  出乎意料,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信仰”。在这个时代里,那么多人同时向我们谈论着“信仰”,这实在令人触动。

  我们看到,兴安狮子山上的湘江战役纪念馆迎来送往,将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永久铭记;全州层层叠叠的大山深处,绿莹莹的湘江水向着苍茫的远方蜿蜒而去,凤凰嘴渡口人来人往,静谧安然;被袁隆平誉为“广西超级稻高产第一县”的灌阳,早已实现了超级稻单产1000公斤的目标,连续7年亩产居首……终于明白,当年我们的同龄人们——那些前赴后继的红军战士,他们信仰的是什么。

  ——本报见习记者吴越雷册渊

  没想到,指挥所就在前线一公里外

  2016年9月8日阵雨

  汽车沿着公路行驶,到了一片地势两边高中间低的地方,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这里便是当年新圩阻击战战场。下车,我们左看右看,眼前却只有农田和青山。

  早些年,附近村民在田间地头还能发现一些子弹和手榴弹,但随着见证者的老去和逝去,战争遗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红军战斗过的山头如今种满了绿树,远处雾气缭绕飞鸟低鸣,早已听不见密集的枪声和拼杀时的呼喊声。

  谁能想到,八十多年前,红军在这里与人数两倍于他们的敌人苦战三天两夜,用牺牲近4000人的代价,保证了红军渡江通道的左翼安全,完成了坚守中央纵队渡江“生命线”的艰巨任务。

  本以为指挥所会设在较为隐蔽的位置。但我们很惊讶,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的指挥所就在前线一公里外的路边,一旦走出来,马上就会暴露在敌机的视线中。在这里指挥,是危险,也是一个师长与战士们共进退的决心。

  无法想象,战火中,李天佑在这间普通民居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只知道,在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他依旧坚守着军团指挥部的命令,带领战士们誓守着“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的诺言。

  如今,指挥所外,一座李天佑与警卫员一同凝望着前方的铜像,继续守候着这条公路。

  雨声中,我们坐在指挥所旁边的屋檐下,听灌阳县原党史县志办主任李彩如讲述他多年来走访30多个村庄搜集红军事迹的经历。

  一个祖孙三代保红旗的故事让我们动容。

  那时候,敌军搜查得严,受伤掉队的红军唯有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才能逃过一劫。在红旗乡枫树脚村,村民黄和林一家冒着危险帮助了一位红军。伤养好后,红军战士要去找部队,临走前,他留下了一面红旗,对黄和林说:“我们会胜利的,到时候我来取。”

  这句话,黄和林一家始终记着。他们把红旗包好存放在小木箱里,等待着红军回来的那一天。一年年过去,红军没有回来,黄和林去世前把红旗托付给了儿子,多年后又传到了第三代手上。对这个家庭来说,这面红旗就是“传家宝”,抗日战争时,他们甚至带着红旗在岩洞里藏了好几天。

  起初我们想不通,一位无名红军留下的普通红旗,缘何对他们如此重要?在听到更多的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故事后,我们渐渐明白,这些“轻如鸿毛”的信物在百姓心中“重千钧”,因为它们承载着百姓对这支军队的信任和期望。

  2016年9月9日中雨

  “酒海井”承载着永远的伤痛

  雨一直下,沥青路面的颜色更深了,我们在车上默默想象,历史记载中那口让人不寒而栗的“酒海井”到底是什么模样?

  沿着公路边的小道向下走,绿树掩映下竖立着一块纪念碑,碑前就是酒海井。井口不大,杂乱地覆着一些枝丫。若不知道当年的惨剧,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口普通的井,但这里承载着的伤痛却让人的视线无法挪开。

  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红军匆忙撤离,躺在新圩和睦村红军战地医院里的重伤员们被俘虏。凶残的敌军伙同当地土豪劣绅用麻绳捆绑住伤员,把他们抬到那口连通地下河、深不见底的酒海井旁,一个个投入井中。“扑通,扑通!”那一晚,落水声响了一百多下。

  村民说,前些年抽过一次酒海井里的水,打捞上来了一些尸骨,但还有更多红军战士的遗骨泡在冰冷的地下河中,不知流向了何方。

  按下快门的手有些颤抖。凄风冷雨,天色似乎更加灰暗了。

  2016年9月10日阴

  血染的凤凰嘴渡口

  一早我们乘坐大巴车,来到湘江战役中另一个重要地点——桂林市全州县。

  红军当年渡江的4个渡江点中,除了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外,其余3个渡口均在全州境内。其中,以凤凰嘴渡口死伤最为惨重。

  江水悠悠。如今的摆渡船靠着横跨两岸的钢丝绳和江水水流的推动,载着村民往返于东西两岸。登上渡船,即使只靠人力摆渡,到对岸也要不了4分钟。但是,1934年初冬,近万名红军战士却没能完成这一渡,永远地倒在了这湾浅浅的江滩。他们的鲜血将江水染成红色、灰色、深棕色。“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由此在桂北流传。

  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修水利挖沟渠,挖到江堤,一锄头下去,挖起来的都不是土,而是红军的尸骨!这鲜活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渡船上遇见凤凰镇新屋场村62岁的村民唐建国。攀谈下来,他讲的一个故事令我们印象深刻:

  “小时候听我叔爷爷讲,红军渡江后路过我们村子,又冷又饿,我叔爷爷正好在路边卖红薯。一个红军战士就向我叔爷爷买了一个红薯,给了他一个‘花边’(当时当地发行的货币,价值约等同于一个银元)。要知道,当时一个花边可是能买两担红薯的呀!这可高兴坏了我叔爷爷,他回到家里,逢人就说:‘红军买了我一个红薯,给了一个花边。多的他们都不拿,只要了一个,这下我可发财啦!’”

  惨烈的湘江战役刚刚结束,红军九死一生、饥饿难耐,还不抢不拿,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受老百姓爱戴?

  2016年9月11日小雨

  迎着细雨,我们走起了自己的“长征路”

  一路上我们听了很多故事、看了不少陈列馆,但总觉得与那段历史之间还隔了些什么。

  我们交流了一下感觉,决定——走!打开计步软件,标记行走路线,迎着漫天飘落的雨滴,我们走起了自己的“长征路”。

  广西省全州县石塘至凤凰嘴渡口一段,全程15公里。82年前,红军在这条路上死伤惨重,鲜血成河。后来,附近老百姓就把这条公路叫做“死亡公路”。

  82年过去了,石子铺就的泥土小道早已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车道白线与行道树之间的空档中。午后,路上的车很少,除了时不时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就是骑着摩托、电动车回家的村民,除了我们,没有人在路上走。

  刚出发时,有些兴奋。尽管穿着雨衣打着伞,步子却迈得很大,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早上采访到的长征故事。一边走,一边望着两旁的田地和远处的青山,感觉很美。

  最初的几公里走得很顺,计步软件中,我们行走的平均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好景不长。行到一半时,身上的背包变重了,步子也沉了起来。

  看到前方的工厂门口有一块空地,顾不了别的,席地而坐。刚坐下没多久,心中想到:82年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些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小的红军战士们,已经急行军一个昼夜了。疲惫不堪的他们,也能这样坐下来休息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能。敌军在逼近,飞机在空中盘旋,兄弟部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捍卫渡江通道的畅通,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必须日夜兼程,渡过湘江。想到这里,我们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相互鼓劲,继续前进。

  由于体力消耗,我们的交谈渐渐变少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人默契地不开口。村与村之间的路程走起来尤为漫长,频频打开手机地图,觉得指针跳得很慢,两旁的景色似乎也失去了魅力。我们不再抬头,只盯着脚下,只管向前走。

  一路上,好几次经过村庄,看到奔跑的孩子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心里仿佛触到了一丝温暖。不知道,当红军战士们经过这里时,会不会思念起远方的家乡和亲人。

  离渡口所在的和平村还有一公里的时候,终究还是沉不住气了。怕错过通向凤凰嘴的入口,我们一路向人打听,在知道入口就在几百米外的路牌处后,心中突然燃起了一把火,力气顿时又充满了全身,“冲啊!”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向那里奔跑。

  进入和平村,穿过一片稻田与几座民居,终于,我们站在湘江边上,那座血染的渡口静静等候着我们。

  2016年9月12日晴

  “过时”的标语让人反思

  连日的阴雨和惨烈的故事让我们的心头蒙上阴霾,到达兴安,久违的阳光洒满大地。

  午后,采访完见证红军渡江的老人后,我们来到千家寺红军标语楼。成功渡江后,红军在这里休整,为翻越老山界、进军贵州腹地做准备。

  这座木质小楼沿街的二楼走廊墙上,分布着数十条用墨笔书写的标语。当地人告诉我们,若不是一场大火,这些标语可能永远不会“重见天日”。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楼起火,村民救火时泼上墙的水带下了剥落的墙皮,这些标语出现在了人们眼前。“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文字之外还有漫画,“打倒国民匪党”被组合成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疯狗形象。

  读着这些字迹不一、歪歪斜斜的“非典型”标语,不禁想象,红军当年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在书写?

  战事激烈,除了抗击敌人,做好宣传工作,让当地老百姓了解红军、信任红军甚至追随红军,他们也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标语中并没有高深的话语,他们只是把最朴素真切的话说出来,并且说明白。

  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么直白的话语可能不大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但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华丽矫饰的话语,是否能像这些标语一样具有真实、直接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红军始终明白,百姓要的从来就不是漂亮话,而是实际行动。他们用鲜血和汗水实践着他们对百姓的承诺。

  如今,小楼外再无炮火,老人拄着拐杖缓缓经过,小溪的粼粼波光给这个午后平添了一份诗意。当年的标语似乎已经“过时”,但我们知道,即使文字被风雨磨灭,那信仰却早已通过最简单的语言,走进了人们的心中。

文章关键字: 长征日记 九死一生 血染湘江 杨成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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