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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客家祖地法制历史初探

2013/12/14 14:37:09  作者:佚名  浏览次数:1402  字体大小:【 】  原创文章投稿

  闽西素称客家祖地,是哺育客家这支汉民族重要民系成长的天然摇篮。随着“客家热”在全球不断升温,不少学者对闽西的经济和人文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法制历史上却鲜于考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人治重于法治,但法制并非空白。其实,法制和经济、文化等关系极为密切。闽西客家祖地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法制同经济、文化建设一样,亦有不少独特的可供借鉴之处。现就其历史特点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原法制传统一脉相承

  客家人原籍中原,因战乱、灾荒和其他因素,历史上曾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闽西客家祖地的法制,遵循着中原的法制传统,与古代中原“社”、“法”结合的传统一脉相承。据《上杭县志》记载,上杭县在清代以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知县执掌司法。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增设团局,负责保安。三十四年,县始设巡警署,执掌缉捕、监狱及治安。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巡警所,县城分区段管理,按段(街)设岗,由巡警轮流执勤。

  当时,知县审理案件,则根据《大清律》、《大清现行律》和皇帝“诏令”执行。除十恶不赦案件,凡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人犯死罪案件,必须将其所犯罪状及应议情况奏请皇帝裁定。其律典贯穿“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大”的法制原则,还有许多酷刑规定,知县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审理案件时,常滥用职权,武断专行,甚至与权贵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刑讯逼供,使被害人吃尽皮肉之苦,以至死于非命,故喊冤叫屈者,屡见不鲜。期间亦有些“诏令”起过一定作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令“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解除人们对报实户口的顾虑,推进户口管理。亦有知县不屈权势,秉公执法的事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三日,白砂村民袁叙卿一家5人(内有孕妇1人)被杀。贺沅知县破案后,将凶手袁林宗等4人判处死刑,将另一名从犯判处流放。知县刚直不阿,及时、准确破案的事迹被广为传颂。艺人还以此题材,编成汉剧《五尸六命》在闽西客家祖地各县宣传演出。

  据《连城县志》记载,该县司法机构较为健全,与中原司法建制无异。早在宋代,县衙就设有县尉,元代改为典吏,明代则由主簿负责受理民事、刑事诉讼和管理监狱等事宜。审判由县令(知县)亲理,流刑以上罪罚,须转呈上级决定。此外,在重要乡里设巡检司,置巡检1人。境内的北团地与三县毗邻,设有巡检司,负责巡逻、稽察、拘捕罪犯。

  民国初期,连城县审判实行四级三审制。由县长审理刑事、民事的诉讼案件。民国23年(1934年),县政府设司法科。民国26年司法科改为司法处,设审判官、书记宫、执达员、检验员、录事、通译各1名,法警4名,县长兼任军事审判官。刑事和民事案件由县长提起公诉或批转司法处受理。重大案件由县长亲自审判,颁发判决书;死刑案件由县长审理,报省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不服县判决者可上诉省高等法院。除军事案件外,一般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允许听证和律师辩护。

  在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形式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皇帝的专制主义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在战国时期有李悝的《法经》和商鞅变法。秦统一后制定了《秦律》,后来还有《汉律》、《唐律》、《明律》、《大清律》等。其中尤以《唐律》堪称封建时代比较完备的法典。它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了封建统治的法律秩序。封建法律,首先保护封建王室和官吏的特权,保护其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封建的法律制度同样也起着调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以及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关系的作用。在闽西客家祖地的历史上凡是重视法制,发挥了法制作用的官吏,都带来丁社会的安定和繁荣;相反,也都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封建王朝的崩溃。

  早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提出了维护“公义”,限制“私门”的法制原则。所谓“公义”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国家利益,即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所谓“私门”就是地主阶级的个体利益。为了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保持对农民的牢固统治,他们主张建立至高无上的君权,并且提出要“以法为本”,“明法制,去私恩”。所谓“一断于法”、“法不阿贵”、“法无等级”、“不失亲疏”等等,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荀况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力主“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他把儒家的“礼”改造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并把“礼”与“法”结合起来,提出“隆礼”、“明分”,严明刑罚。荀况的这个法制思想完全符合地主阶级的统治要求,对封建社会后来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闽西客家祖地特别是汀州府的法制建设亦有较深的烙印。从历史考察中发现,汀州府的法制历来秉承皇规法典。据《长汀县志》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汀司法警察机构活动频繁,负责警区内交通、治安、市容、环卫、维护灾害现场,查订门牌、消防、外侨、客栈、旧货特种行业管理,侦破案件、调处纠纷、查禁烟毒、协助政府催收粮款等,并设有拘留所,作临时关押违禁者用。

  遵循中原法制传统,汀州府把“礼”与“法”结合起来,严明法治,辅之以客家人独有的家法乡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闽西客家祖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亦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


  二、具有客家特色的民间法制


  中原法制传统,对闽西法制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在客家祖地的闽西,由于宗族社会的严密组织,家法族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制极为盛行,这是一种奇特的法制历史现象,其中有的“民间法制”沿用至今,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有积极作用。

  孔永松教授与李小平合著的《客家宗族社会》一书指出:“宗族作为一个群体,就必须维持一定的秩序。但这秩序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在闽西客家祖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关系,而是以宗族的“家法”、“族规”、“族训”、“乡约”、“祠规”为基本准则。客家人的“族规”,一般都规定要“敬祖宗”、“重宗长”、“共患难”、“禁欺凌”、“禁乱伦”、 “惩小忿”。宗族根据“族规”、“家法”履行司法功能以维护宗族内部的礼俗秩序,保证宗族能够存在和发展。如连城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身者祖宗之遗传,倘鬻身为人奴仆,辱及前人矣。即买充衙役,至于作奸犯科,亦与此同类,皆所当禁。”要求族人“不得偷鸡盗狗攫人财物,自投法网,且赌博为盗贼之源,荡散家业,斗殴行凶皆由于此,殊为可恨,至于开场纵博名窝赌,大干律例,先当严禁。” (连城县新泉乡《张氏族谐》首卷)当族人触犯“族规”、“家法”的条款时,族长(包括族老、房长)们为了维持宗族内部的既定秩序,树立宗族的对外威信,便会依据族规的基本准则作出决定,对违规的族人进行惩处。此时,族长们有生杀大权,可对“作奸”、“乱伦”、“大盗”的族员,作出在祠堂祖宗面前“沉塘”溺死的处分。处理宗族内部分家析产、婚嫁丧葬、斗殴争论、置产买业等事务,一般是由族长们根据“族规”进行调解或仲裁,而族人必先服从“族规”、“家法”。如确有不服的才允许呈报地方政府,依按政府法令裁决。客家人宗族社会是礼俗社会,讲“家丑不可外扬”,不要辱没家门,给宗族抹黑。宗族内部的事务最好关起门来自行处理,不要外人插手。若一下就捅到官府,等于暴露家丑,辱及宗族。如永定县邵氏宗族的“祠规”就规定:族人遇有争论,诉之族中,不能理而后鸣之官,“如有径赴呈词者,即为目无尊长,先与议处,而后评其是非”(永定县《邵氏族谱》光绪版首卷)。连城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族内或在产业相争等项,俱要先鸣私房处服,如仍未睦,方许经六房公论,倘不闻族而径到官者,定以家法重惩,更有恃强行凶聚众斗殴者,攻其罪具结呜官重究”。在客家社区里,族长们行使司法权,对族内纠纷或有关事务按族规进行协调、平衡直到裁决,以维护宗族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如果宗族内部秩序遭破坏,宗族就有可能遭到解体。因此,宗族的司法功能对维持宗族的存在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宗族在行使司法功能时,一般是由族长主持,族老们参加,经过议论,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作出决议,决议多以契约文书的形式公诸于族众,然后加以实施。如长汀县龙足乡邹氏家族,在乾隆年间于本乡水口新设公平墟场,关于利益的划分,经族老商议,形成如下合同:

  立合同人胜公子孙同曾孙礼崇公子孙御祖、洪生、熊云、中彦、一彦、圣乾、微耀等,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但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其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胜公房墟基使用俱出祠内公项。礼崇公、雄公、希盂公、永生公四公合成一半,胜公一半。自后每年将公平墟税当作八股收税,胜公房收墟税四股,礼崇公众房亦收四股;其年二房各收一半,至税年收墟税,公议胜公房择知事者四人,礼崇公房择知事者四人,至临收租之期,务要知会八人,同往均收均分,毋得纠议,一二人专擅。恐口无凭,立合同字,各付一纸,永远为照。 (长汀县《范阳邵氏族谱》卷29)。

  族长们对族内事务的管理,一般是要经过协议的,可以做到比较合理。族长的权力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如连城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族内晚辈无故得罪房族长,一经六房核实,罚伊不敬,若倚恃年老辈尊,……捏词刁诈者,不在此例。”(连城县新泉乡《张氏族谱》首卷)。这对于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是很重要的,从而使宗族制在封建社会晚期还能得到延续。

  宗族制还有保护功能,即对宗族利益进行保护。宗族保护功能主要表现为血族复仇。为了使宗族能够生存下去,本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宗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宗族,因而,从宗族的血缘关系中产生了血族复仇的义务。在客家社区,宗族与宗族间相互欺凌、相互对抗的事件常有发生。明中叶后,有不少宗族建立武装,使许多宗族间的矛盾向武装对抗升级。如永定抚市王、赖两姓,严阵以待,双方械斗长达数十年。同时,在宗族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宗族积极动员全族的力量抵御,并尽可能地联络乡族各姓,共同抗御。武平王兴“康熙十三年寇起,群推为会长,挺身御寇,捍卫全城,又立义仓义田以备赈恤。同里钟承祚亦出谷散众,登牌固守,三遇岁饥,赈济不怠。增生钟妍诸生刘俊发咸捐赀御寇,赈饥活众”。王义望“于康熙间助修城垣,后三次岁饥煮粥赈济,全活甚多,又创义仓以备不虞”。(清《福建孝义传》)。这种乡绅倡首的守御活动同救助相配合,稳固了乡族人心。于化一带也如此,据李世熊《寨堡记》云:“数十乡连为一关,合盟御敌”,“部署周密,治简严,缓急呼应,务联诸乡如一家,自此菲潜踪,商贾如归”。

  宗族间因经济利益的争夺或是“细故”而引起对抗,在闽西客家祖地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在宗族割据各占一方的情况下,宗族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无论是何种原因,在宗族声望和利益被损害的时候,宗族不惜以武力手段去挽回面子,或是争夺固有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械斗亦是客家“民间法制”的一种极端升级方式。

  救助守御,是宗族为维护其势力和宗族制运行而提供的保护性功能,以族田作为经济后盾,使族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受威胁时有宗族做靠山。这样使宗族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加强了“民间法制”的存在根基。

  据陈支平著《福建族谱》称:明清以来,福建的许多家族都把修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种义务而进家法族规,以保证族谱续修的相沿不断。人们普遍认为族谱应当三十年一修方为善继善述,“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三十年一修族谱的概念,源自三十年为一世系的现实。连城《李氏族谱》的《凡例》称:“谱法当一世一修,故每三十年为率。盖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内所当增益者必多,如此则世无失次,人无遗志,辑而继之无难也。若累世不修,其间不免遗漏散失。所谓谱之不修,子孙之不孝也”。闽西客家祖地的家法、族规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且各个家庭所制定的家法、族规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必不可少,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强调孝祖先、重续嗣、睦宗族。这里,试举连城县文川乡《李氏七修族谱》所载的宗规训戒为例:


  祖训

  一训孝顺父母。人之百行,莫大于孝,家庭中有善事父母,克供子职者理合褒嘉,呈请给匾,以旌孝行。

  一训敬老尊贤。高年硕望,模范具焉,国家且有优待之典,族姓可无推崇之文?今与子姓约尚敬礼之,毋或敢忽。

  一训和睦亲族。子姓蕃衍皆祖宗一脉分形之人,忍膜外视于?凡我族人尚笃亲亲之谊,方不愧为望族。

  一训勤读诗书。报国荣亲,诗书之泽甚大。凡我子姓有志诵读者,品行文章有着砥励,或列黉序或掇巍科,非特宗祖有光,亦副族人之望。

  一训诚实正业。农工商贾各有专业,敦本务实乃克有成。凡我子姓宜执其业,实其职者方为克家令嗣。

  一训早完钱粮。钱粮为惟正之供,输纳实臣民之分,凡我族人宜各早完,毋累亲族。

  族戒

  一戒不孝不友。五伦之大,孝友为先,倘明发有亏天显罔念,甚不足挂齿,维我众人定以不孝不友之罪罪之。

  一戒挖卖祖坟。宅兆安厝,祖先之灵爽所栖也,俗有不肖之徒以卖坟墓为生涯,忍心害理,莫此为甚。倘子姓蹈此恶习,众削其图谱,呈官重惩,永不许入祠与祭。

  一戒为匪乱伦。淫乱一事,律载五刑,况灭伦坏纪,万禽兽不如。子姓倘犯此禁,削其图谱,拒其与祭,家法所在!决无轻纵。

  一戒承充隶卒。隶卒世所共耻,以是人而列谱系与祠祭,岂不玷祖宗百坏家风,倘有误践者,宜亲房令从正业,如固执迷,图谱摈黜。

  一戒欺祖霸尝。祖宗尝田,完粮办祭所从出也。如有抗之。

  一戒酗酒打架。家燕合欢,礼法所在。若酒酣耳热攘臂逞凶,乱我笾豆,礼法奚存?长少虽异,均当惩戒。

  上引文川《李氏家族》训戒共有十二条,除了“勤读诗书”、“诚实正业”、“早完钱粮”这三条是强调族人各安其业、为族争光之外,其余的九条,都是劝戒族人孝敬为先、和宗睦族,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敬宗睦族”。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李氏家族如此,闽西客家祖地其他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族规一类,大体上也是以“敬祖宗”、“重宗长”、“禁犯上”、“睦宗党”、“重师友”、“重继嗣”、“重血脉”、“安灵墓”、“凛国教”、“恤患难”、“急相助”、“禁欺凌”、“禁乱伦”、“禁争讼”、“惩小忿”等为主要内容。这些“敬宗”、“睦族”的族规内容,构成了家族内部团结和维系宗族延续不断两大要素。而这两大要素,又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抛弃了血缘关系上的“民间法制”观念,所有的家族组织和制度便无从讲起。正因为如此,慎终追远、水源木本便成了闽西客家祖地“民间法制”具有约束力的精神典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闽西客家祖地的“民间法制”逐步运用于经济领域。闽西是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护林防火工作极为重要,各乡村、宗族均自发地制订适用于当地的村规民约,丰富了“民间法制”的内涵。据《上杭县志》记载,元代以前,该县竹林破坏严重,后实施村规民约,养成“百姓信守禁山公约的好习惯”。清道光十年(1830年)蛟洋乡蛟洋村为保护余坑竹林,把村规民约立在“余坑禁山碑”,严禁乱砍滥伐,具有很强的法律效果。《永定县志》称:“对违犯护林法令者,按情节轻重,用当地村规民约处理”。《长汀县志》称:“历来乡间订有乡规民约管护山林。”对破坏森林、放火烧山者,有的“罚豆腐”,向全村每户送一块豆腐并作口头检讨;有的“罚演戏”,出钱请戏班进村演戏,招待村民,并在演戏前公开反省。这种护林防火的“民间法制”,由村民共同监督,强制执行,具有良好的效果。不少山村至今仍在沿用,在制订和实施《护林公约》时,辅之以“罚豆腐”、“罚演戏”,实在是很有意义的森林法规宣传。我们在进行法制历史研究中,对于“民间法制”,应作一番分析,择其善者而用之。

  三、为市场经济萌发保驾护航

  中原法制传统的贯彻,“民间法制”的实施,对于闽西客家祖地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当时,汀江流域转口贸易和经济流向的演进,也在法制保驾护航下加快了发展步伐。

  地处山区的闽西,市场经济的萌发基本上是自发、缓慢和不规则的。从南宋到明中叶,这一阶段的货物流通主要是盐、铁、海产等物。由于汀江航道正在开拓,最初只能从潮州逆韩江驳运到峰市,再由峰市驳运上杭回龙。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长汀县知县宋慈又开辟了长汀至回龙航道,使潮州盐货从回龙再驳运至长汀;直到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汀州知府陈洪范组织凿平汀江上游两处险滩(即回滩、龙滩)后,汀江航运才全线贯通。这些盐货船的驳接处就是转口贸易中转站的起源。最初的四个贸易中转站即峰市、上杭城、回龙、长汀城,成为后来过载行的主要集散地。

  从明中叶起到清初,汀江水运有新的发展,由于官方介入,峰市建立的“两城”(抚民馆城、河头城)由军事性质转为商业性质。东南沿海早在唐宋元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明初郑和以福建沿海为大本营率领2.7万人、200多条船队七下西洋,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东南沿海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但明政府却仅限于朝庭式的市舶贸易,从明初到中叶厉行海禁政策达200年之久,民间贸易遂以不正常的方式进行。前期主要是倭寇肆掠江浙闽粤沿海,中期以后则有武装的海上私人贸易集团开展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他们被蔑称为“海寇”,常以沿海港口为据点,通过内地的山商(也被蔑称为“山寇”)将沿海和内地的土物产如丝绸、瓷器、蓝靛、茶叶、烟草等输往海外,换回香料和手工业品,牟取高额的国际贸易利润,潮州的南澳港走私集团正是以韩江、汀江、梅江流域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在闽粤交界处的峰市就成为“山商”、“海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他们在这里“每每朋合为乱,上杭、武平乃其出没之区,福建、江西则其流毒之地”。据乾隆《潮州府志》记载,明末清初出没于这一地区的“山寇”就有26起,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据《长汀县志》记载,汀州府官员多次前往管辖境内河道巡视,并颁布法令整治,遂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峰市中心坪筑“抚民馆城”,派一通判常年驻兵把守,18年后即万历四年(1576年)议将峰市升为县建置,未置之后即设府县公馆,并在峰市的河头坪筑另一座城——河头城,而当时的峰市仅辖有上水、下水、河头三“图”,不过弹丸之地竟到议县筑“两城”,可见当时汀州府依法并治河道的决心,深受商贾欢迎,山海贸易极为活跃,力促闽西客家祖地市场经济有新的发展。

  清初到民国初年,汀江流域的转口贸易以汀江、韩江为大动脉,潮汕为中心市场,并向东南亚市场拓展。永定条丝烟即有“南到新加坡,北到张家口”之说;以保护蓝靛垄断经营为己任的上杭会馆,几乎遍及南中国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在汀江及其各大支流上过载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断壮大汀江流域的转口贸易。在汀州城,清初就有广东大埔、潮汕、赣州等地商人开庄设号,到二十世纪初有500多间行店,其中汀州城水东街纸栈即有40多家;在峰市,清初设有潮州人的“义安会馆”,连城人的“连城会馆”,长汀人的“长汀会馆”,湘赣人的“湘赣会馆”。纸业的组织如长汀安澜纲、连城篓纸纲。木材的组织则有峰市的“怀顺纲”,潮州的“三益木纲”,连城的“连城纲”。民国初年,峰市、上杭中有行店300多间。在连城,清初乾隆年间,当时垄断外贸的粤海关的十三洋行行商黄洋华、朱广菊都先后到连城莒溪、姑田设立多间纸庄。这一阶段汀江及六大支流的航运码头都有几间乃至几十间以上的过载行,这些航运码头主要有:长汀的水东桥、五通桥、赤岭、水口、羊牯,武平的店下、亭头,上杭的回龙、石下、东门、南门、南蛇渡、峰市,永定的坎市、抚市、湖雷、风城、芦下坝,连城的朋口、新泉等。这一阶段的过载行主要集散土纸、油盐米豆、生猪、布匹、香菇、笋干、枯柴、香烟等。

  闽西客家祖地市场经济的发展,汀州府《税法》应运而生。官方依法纳税,不仅增加了宫府收入,也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常年以船为业的汀江船户当时有2000多户,形容汀江航运繁忙的俗语“上河三千,下河八百”正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阶段过载行经济的扩大还可从商品过境税收中反映出来。清初确定上杭河税为3000两,到雍正年间,可收到近万两,比税额多3倍,到民国初峰市商捐局年入154557银元,上杭局22483银元。转口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汀州府《税法》的实施,成为当时官库可观财源之一,也为综合治理汀江水系提供了资金保证。汀江源于宁化县西部邻近长汀县的赖家山,汇濯田溪、桃澜溪、旧县河(首段称连南河)、黄潭河、永定河等支流,组成总长702公里的水系,是福建省四大河流之一。区内可通船的仅长汀、武平、上杭、连城、永定等县境,长467.5公里,占全长的66.6%。

  汀江航道是分段开辟的。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汀州知府赵崇模为改陆运漳盐为水运潮盐,开辟上杭至峰市段航道。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长汀知县宋慈又辟长汀至回龙段航道,使潮盐从回龙驳运至长汀。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汀州知府陈洪范治理回龙滩后,汀江全线贯通。但因下游的棉花滩尚未治理,而使船运阻隔,客货运输必须在峰市至石市之间陆运转驳。汀州府从汀江税赋中提取重金,用于治理河道,沟通航运,实是功德无量之举。

  由此可见,汀江水系的整治,既是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亦是闽西客家祖地法制建设的可喜成果之一。其今日之借鉴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亦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

  四、力促粮盐流通合法化

  闽西客家祖地市场经济的萌发,加快了粮盐流通;而汀州府顺应民意和经济规律,在征收一定的税赋后,力促粮盐流通合法化,有利于流通领域的良性循环,对于当时闽西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人口激增,生产力的低下,闽西客家祖地的缺粮问题,宋代即出现,明清至民国尤为严重。不过,从时序上来说,闽西人口过多的问题在南宋即已萌发,而粤东的平远、蕉岭、大埔、五华、梅县均属于需大量进口粮食的地区。缺粮的原因,除了人口问题.耕地少且多属梯田、望天田等中低产田占多数。据“四低”、“四荒”资源调查。我们可以认清这种区情。闽西地区耕地201.8万亩耕地中,亩产350公斤以下的中低产田达100.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2.97%。可见闽西农业生产力低下程度之一斑。这里没有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且高寒山区只能种单季稻,产量极低。人口过多,耕地不足,且土地兼并严重,失地与无地农民不断增加,构成了闽西客家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由此使“客家”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食盐方面,主要是食盐的销区划定问题。闽粤赣边区食盐销区划分极不合理。在宋代,赣南属于淮盐的销区,闽西则属于福盐、漳盐的销区,封建政府划定食盐销区后,不许越界销售。由于淮盐、福盐、漳盐运输路途遥远,且价高质低,“苦恶不可食”。为打破当时商家对食盐的垄断,汀、赣两州的农民在农闲时节千百成群往广东沿诲贩运私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宋会要辑稿》也说:“汀州、虔州人,多盗贩岭南私盐”,该书还特别强调:“汀人异时欲贩盐,辄伐鼓,而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十百人以上与俱行。”由此可见,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贩运私盐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盐粮不合理的体制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官府不明实情,时加征剿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宋元时期人口的激增,闽西地区人地矛盾已十分尖锐,致使大量的失地农民或为逃避赋税人口流入到闽东北和赣西南地广人稀的山区,“占山自耕,不输赋税”,甚至占山为主,割据一方,成为官府的心腹之患,在元明两代,闽西南、粤东、赣西南是“流民”集中地,水泊梁山式的“山寨林立”,社会环境极不安定,被统治者视为“山寇”多发地区,甚至误为“畲瑶”。闽西南、粤东一带的“流民”主要是逃避“赋税”,而赣西南一带的“流民”则以盗贩私盐为主,“山寇”与“盐徒”遥相呼应,互为犄角。

  元、明期间,汀州府不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法治。元朝将这三边地区统一并入江西行省,明代则于成化六年增设漳南道管辖漳州、汀州,后又再设虔院统管这些地方,并且不断在这一区域内添设新的县治:在闽西南、粤东一带增设的县治有漳平县、饶平县、永定县、归化县、平和县、大埔县、宁洋县等等。其设县治之由是这些“占山自耕”之民使“转输征调,三省力之骚然”。弘治八年设南赣巡抚,在九个巡抚都坐困数月,“不能俘其一卒”之后,明王朝于正德十一年间以王守仁为右都御史巡抚南赣,驻在赣州“巡抚南赣汀韶等地方提督军务”,统一管辖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潮州、惠州,湖南郴州等八府一州,“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以足军饷。”这个巡抚所辖地方,可视为闽粤赣边区的一个特殊行政建置,这也说明闽粤赣边区的盐、粮流通的经济问题明王朝已上升到行政、军事及法制上来解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向,说明法制日益受到重视。

  当时,官府亦认识到,应顺应民意和经济规律,促使粮盐流通合法化,也是当时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粮盐是官府最主要的两大财赋收入,在闽粤赣边区,由于食盐销区划分不合理,致使官府依靠食盐专卖的收入几乎没有;而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大量流入地广人稀的地方成为“不输赋税”的流民,“纳甲完粮”的事情也很迫切,更何况流民时而还聚众“劫掠”官府的“转输征调”。因此,官府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征收必要的税赋后,逐步默认盐粮流通的合法性。

  闽粤赣边区扯粮流通起自于民间,最初规模也比较小。据万历《赣州府志》赣州府的瑞金、宁都、石城等县“乡落小民于农隙时,自汀肩负(食盐)至邑,民间而赖之”。

  南宋绍定年间汀州郡守李华始申请汀州更运潮盐,闽西即成了潮盐的销区,南则依然是淮盐的销区。这就构成了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合法化后的合理基础。


  在上杭县、武平县、长汀县县志中,几乎都认为盐粮流通合法化始于明正德年间王守仁镇守南赣时确立的法制措施,很得民心。《长汀县志》载:“前贤王守仁规立以米易盐,彼无茹淡,此免啼饥,赖其利者百余载”。《长汀县志》载:“盐关。明王守仁抚赣时设关于古城,任瑞邑米贩抵汀以来易盐,讥而不征,民甚便之。今废”。

  实际上,盐粮流通的合法化是从食盐产地和销区各自逐步依法驰禁开始的。先从产地来看,洪武年间,汀州府即有“贫难军民肩挑背负私盐易米度日不予禁捕”的法令。明代汀州府颁布的盐法由严而宽,走私者利用肩挑背负贩卖私盐免予禁捕,规定“贩鱼者赍盐不及二十斤,众不至五人,不持兵,皆为良民,吏无得问。”这与我国历史上《管子·海王篇》记载的最早的盐法,一脉相承,法典有据。在明初汀州地区即开始默认广盐的合法流通。据《潮州府志》(顺治版本)记载:“明天顺间,户部郎中陈俊、都御史叶盛,以赣州泻远,溪滩险阴,盐商少到,军民食盐合仰给于广东。题请商人有愿至南赣二府发卖者,于南雄府每引纳米二斗,折银二钱充饷。”成化间,赣州佥立盐行,每年征银四十两,谓之水面。宏治年间,都御史金泽请设税场于南安折梅亭,正德二年,兵备道王秩广南赣行广盐在赣发卖者,例十引抽一引助饷。正德六年又增没榷关于章、贡两水交汇处的龟角尾,谓之赣关。这一时候,由汀州转入的潮盐也进入了赣南,“闽盐自汀州过会昌羊角水、广盐自黄田、江九渡水来者,未经折梅亭在赣州发卖”每十引抽一引。实际上“闽盐”即汀州运来的潮盐,亦已合法化了。

  由此可见,闽西客家祖地和粤赣边区盐粮流通是这一区域独特的法制、经济和地理环境促成的。但如果联系到明朝食盐法制管理的演变过程来看,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还与明朝食盐运销开中制度的推行密切相关,是开中制度的一种演变和发展。

  所谓开中就是让商人入粟边境,换取盐引,回到内地在指定的盐场依法支盐,在指定的地区销盐。明朝汀州府实行食盐运销开中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当时军需供应问题,由于开中制的本质乃是国家与民间交易的一种形式,所以开中的原因并不仅限于为卫所军官补充粮储,其范围逐渐扩大到因灾荒、官吏军人月俸支给、朝运兴大工等问题。总之,只要是军国所需,朝运以盐利即食盐运输权为条件,即可吸引民间商人投入开中,而民间商人及其有力的民户也需要籍朝庭开放盐法的有利背景,转入可获利益的盐业领域,这正是明初开中制成功实施的主要原因。闽西的“盐粮流通”法制虽然在形式上即领盐引上与开中制有所不同,但在筹集军饷及地方财赋的取向上都是一致的。对此,杨澜在《临江汇考》中也有类似说明:“此仿张泳知益州之法也。端拱中,蜀发寇掠之际,泳至,城中屯兵尚三千,无半月之食,泳知民间旧苦盐贵而禀有余积,乃下其估听以粟易盐,未逾月得米数万斛,乃奏罢陕西运粮。以此法行之汀虔,而虔食汀盐,汀食虔米,实前人不易之良法也。”这一过程说明了汀州府食盐专卖法制的变革,符合当时民间意向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五、客家祖地法制发展的缩影

  据史书记载,闽西客家祖地,从宋朝起,封建的租佃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转移加快并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封建的商品经济也出现了初步繁荣,从而推动丁民事法律规范的发展。有关所有权、典权、债权、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较前显著增多,这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批判“重义贱利”、“讳言财利”的传统观点,提倡“义利两重”、“义利相辅”。

  早在东汉年问,中国历史进入了割据对峙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从动乱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比较重视总结法制建设的经验,认真进行改革,因而是中国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饶有建树的时期。就主要的律典而言,汉律经过四百年的实施,已处于积弊甚重,非改不可的状态,因此曹魏明帝对汉律进行一次大整理,制定魏律十八篇。魏律的篇目比汉九章律增加一倍,但旁章科令则大大简化了。此外还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修改,如改具律为刑名,列于律首;规定五刑,使封建刑罚进一步规范化;规定八议,加强了对官府贵族特权的保护;限制从坐的范围与私人复仇等等。

  追溯到宋朝,闽西客家祖地与神州大地一样,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错,日趋尖锐的时代。因此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在法制上也体现出集权的趋势。皇帝和官府颁发的敕令是最常用的法律形式,以致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亦是皇上加强法制的重要表现。

  因此,汀州府当时在粮盐流通问题上顺应民意,力促贩运合法化,是很有气魄的法制举措。从永定县峰市山乡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一法制举措对于闽西客家祖地的经济发展,的确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峰市是闽粤边界上一个穷山乡。与前所述,南宋以前,闽西的食盐,都由福州、漳州陆运来,号称“福盐”。山道漫长崎岖,运输以肩挑为主,费时费力,价格当然昂贵,而且往往掺杂沙石,质量低劣,后来渐渐有些商贩,从广东潮州溯韩江、汀江水路潜运食盐来内地出售,由于运输路程大大缩短,价格比福盐便宜得多,甚受民众欢迎。这条运盐便道,被一个关切民生的长汀知县——著名法医学家宋慈(1186一1249)发现了,当即呈请改运福盐为潮盐,正式开辟了从潮州溯韩江、汀江而上直抵汀州的运盐路线。这条运盐路线一开辟,“峰市”开始了新的征程,大自然早已把这个穷山乡造就为赣闽粤边区货物的集散口了,只待其他条件一成熟,它就成为汀江沿岸的商业明珠大放光芒。而潮汀水道盐运路线的正式开辟,就是引发其他条件的先导。因为后来产生“峰市”的这块地方,如今为特殊地理条件和粮协经营的关口,已成了关系闽赣民生至巨的商货集散口岸了,不能不使统治者刮目相看。

  但是,有商必有奸,有奸必有匪,似乎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社会上的黑势力和深山涧的土匪群结成联盟,进向经济上初具规模的峰市蜂涌而入,以至成了《永定县志》惊呼的“强盗窝”,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府不能不依法采取措施来维护加以整治了。于是随着这块地方在经济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明朝嘉靖三十七年,汀州知府徐中行就报请兵备道王时槐制订了“法治峰市,以平民愤民怨”的法令,命长汀县典史王相负责,在这块地方名叫“中心坪”的场所,筑城驻兵,保护粮盐流通,强化社会治安。这样,“未有峰市先有兵城”便随之出现了。

  王相督建的这座兵城“周一百七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北门一。中建公馆,左右兵房各五,城内官房斗;所,民房六所”号为“抚民馆城”,当地人简称为“抚馆城”,又称“武衙”,抚馆城建成之后,在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曾由汀州通判毛子翼修葺过一次,明万历四年,又加建兵备行台。但由于同时建置了“分县”在河头坪筑起了新城,所以进入清朝以后,“行台渐废,城垣垛口间亦倾圮,惟民居故”。现在所能见到的抚馆城,只剩下几段墙和一座北门供人们凭吊了。此外,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年)建筑的规模宏伟的“崇福寺”,也被包括在抚馆城中,该寺最盛时曾有成百僧人在内修行。

  法制的加强,推动了粮盐流通和经济的勃兴,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和人口激增,到明万历四年,一个小小的用以维持治安的抚馆城已无法承担日益繁重的治理任务了。抚馆城辖地于是升格为分县(相当于现今副县级建制),直属汀州府,旋由兵备道派通判潘侃等在河头坪建筑分县县城。“城周四百八十七丈,高一丈八尺,东西南门三,北为水门,中建府县所公馆几三,城内民房二十四所,茅店三十五间,城外兵房四十问,校场在河背夫子山。”“兵城”之后的第二座城,俗称“文衙”、“河头城”。此时离第一座城抚馆城的建筑,不过才18年。到了清朝,分县撤销,仍归永定管辖。但清雍正十二年,永定县的县丞就奉令移驻河头城,可见其地位仍不亚于分县,只不过直属于汀州府而仍属永定县罢了。清雍正十三年(1713年),县丞李文炯经报请批准,将抚民馆城的官房跟武举人黄命圭在峰市街九坎石的一地皮对换,随即把县丞署移建到了峰市街上。县丞署的迁移,说明峰市街已成为该署所辖地区的首要之地了。峰市街名称出现于明中叶,但建于何时,现在尚未能确切考出,想来总在县署迁来之后的一段时间。据调查在峰市街出现之前,附近先有过两条商业街道。最早的“摺滩街”,位于现在的泥角村对面,汀江摺滩东岸,现在只能看到一些街道的护坎和店铺的遗址了。据老人们说,摺滩街分为上下两街,拥有大“行店”不下三十间,商贾大多来自上杭、汀州以及赣南,主要经营油、米、豆批发。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把这几宗从汀州运来的货物转发至永定城关、湖雷、坎市一带。也就是说,摺滩街生意的主要市场在永定。

  接着出现的是河头街。它并不如同它的名字所示,是在河头城中,而是位于城西对岸。它主要作为五天一“圩”的圩场,交易当地的农副产品,规模不大,现尚存货楼店一列。

  峰市街建设最晚,比起上述两条街来。它在地理位置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最靠近韩江上溯闽赣的最顶端的船运起卸点——石市,相距仅10华里。二是背靠险峻的双峰山(峰市即缘此取名),面临滔滔的汀江水,街道依山沿水而筑,形成闽西粤东内河航运交通的唯一孔道。要在这样的地方兴建街道,县丞署又要迁移到这条街上来,说明县丞署所辖地区的商业已不限于摺滩街时代的以永定市场为主,而是扩展到以沟通闽粤赣三省边区贸易为己任了;同时,统治机构设置,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盐运与杭永贸易了,而是为了依法治理一个以经营闽粤赣边区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

  峰市街的出现,标志着“两城”时代的终结,由于官府强化法制,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超过并且取代了摺滩街和河头街,逐步发展成了“小香港”。“强盗窝”一跃而成了“金银窝”。

  从峰市的崛起,可以看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当时闽西客家祖地法制发展的缩影。但无沦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如今,随着棉花滩水电站兴建在世纪之交,原先的峰市即将深浸在万丈水库之中,一个现代化的峰市取代了历史上的峰市。但是,历史上的峰市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现代化的峰市的借鉴作用,用“价值连城”形容亦不为过。(作者系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检察院干部)

  参考书目:

  《法律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

  《客家宗族社会》(福建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福建族谱》(1996年版)

  《客家纵横》(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载葛文清《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的历史考察》、《客家汀江流域经济演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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